华泰 | 战略：斯塔默辞职后英国政治经济走向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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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研究所）

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支持率下滑的必然结果，其未能有效应对经济下行与民生困境是根本原因。在权力过渡方面，工党将于7月9日启动新领袖提名，9月初完成选举。斯塔默将作为看守首相维持政府运转，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大概率将接任首相。我们认为，若其顺利接任，其施政面临多重结构性约束。经济上，扩大公共支出与财政紧缩存在内在矛盾；移民议题上，其温和立场容易受到压力。同时，英国政治碎片化加剧，传统两党制受冲击。在对华政策上，预计将延续“竞争、合作、挑战”框架，突出经济务实主义，在经贸领域寻求合作，但在安全与价值观议题上保持与西方盟友协调。未来需重点关注两个关键时间窗口：一是2026年7月至9月新领袖产生后的政策纲领细化进程；二是2028至2029年提前大选窗口期的政党博弈及政策宣示。

首相辞职：可预见的政治危机

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必然结果，非偶发事件。工党2024年胜选终结保守党14年执政，本质上源于选民对保守党未能解决核心社会经济问题的“惩罚性投票”，而非工党政策纲领自身的吸引力。当选民察觉政策实质未发生根本改变，支持率反转迅速且剧烈，2025年底的Ipsos民调显示，斯塔默已成为1970年代以来公众支持率最低的英国首相。

权力过渡：看守首相与工党新领袖选举的时间窗口

伯纳姆接任首相的概率较高，但结构性困局难解。根据YouGov 5月民调显示，伯纳姆仍然是工党内最受欢迎的潜在候选人，以43%的党员“非常看好”遥遥领先，远超潜在竞争者，也是唯一获得公众净正面评价（+4）的潜在人选，大部分党员认可其具备带领工党赢得2029年大选的能力，大概率7-9月直接接任。然而新首相理论执政窗口仅约三年（至2029年7月），面临“扩大公共支出”与“财政紧缩约束”的施政矛盾，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5.2%，IMF持续施压，市场对财政扩张容忍度较为有限。若工党无法在任期内兑现可感知的民生改善承诺，或将再次陷入选民反转的境地。

前瞻展望：下一任首相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与政策走向

英国政治碎片化持续加剧，传统两党制面临瓦解。极右翼改革党在5月地方选举净增近1400席成为地方议会第一大党，传统两党制加速碎片化。即便伯纳姆接任，其施政空间亦受议会席位分布严格约束，执政党短期难破局，2029年大选将对英国传统政党带来更大考验。

经济政策方面，“左翼叙事”与“财政纪律”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的方式，解决英国南北发展失衡，推动英格兰北方再工业化，扩大市政住房供给与公共服务投入。但“扩大公共支出”与“财政紧缩约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不会因政府更迭而消解。移民议题方面，温和立场与选民情绪的潜在冲突或难以消除。伯纳姆明确反对难民身份审查改革方案，可能导致工党在工薪阶层中面临改革党的票源分流压力。

对华政策大概率延续3C政策。伯纳姆基于北方再工业化与基础设施投资诉求，在气候变化、绿色技术、贸易投资领域大概率采取“选择性接触”策略。但在国家安全、技术出口管制与价值观议题上保持与西方盟友协调。

风险提示：新政府执政空间有限；移民议题冲击超预期；政治碎片化超预期；对华政策风险；外部冲击风险超预期。

首相辞职：可预见的政治危机

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斯塔默辞职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工党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必然结果。2024年7月，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终结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地位。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得以胜选上台，本质上源于前任保守党未能解决英国民众最为关切的核心社会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工党胜选的核心是选民对保守党的反感情绪，而非该党政策纲领自身的吸引力。当选民察觉政策实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后，民意反转便呈现出迅速且剧烈的特征，2025年底的Ipsos民调显示，斯塔默已成为1970年代以来公众支持率最低的英国首相。尤其是在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惨败，丢失多个核心城市议会控制力，党内逼宫与内阁成员辞职形成螺旋反应。

斯塔默辞职的根本动因在于其未能有效回应国内民生困境与经济下行的挑战。工党执政后，英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在美国关税政策等外部冲击与英国国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等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24年和2025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和1.3%，增速均低于欧元区同期平均水平。同时，斯塔默政府仍然无法有效回应民众核心诉求。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运行效率、住房危机、生活成本、移民治理、就业保障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等核心议题上均无明显改善，最终导致支持率大幅下滑，引发辞职。

权力过渡：看守首相与工党新领袖选举的时间窗口

尚无提前大选安排，工党将继续执政。英国实行议会制，政府由议会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并组阁。根据2011年《定期议会法》（后被2022年《解散与召集议会法》取代），一届议会最长任期五年，但首相可提请国王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本届议会于2024年7月产生，根据英国宪政惯例，首相辞职后，若其所属政党仍能控制议会多数，则由该党选出新领袖接任首相，无需重新大选。在目前工党仍控制议会多数且未提请解散议会的情况下（2024年大选中工党获得650席中的411席，占据绝对多数），工党内部选举新领袖即可产生新首相。

工党将于7月9日启动新领袖提名程序，最迟9月初完成党内新领袖选举。斯塔默将作为看守首相（caretaker Prime Minister），看守内阁照常运作至新领袖产生。从程序上看，看守期内的公共政策决策将受到严格约束，重大立法与财政决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行政体系进入“维持日常运转”的状态。根据斯塔默在辞职讲话中提及的时间表，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已定于7月9日启动提名程序，力争在7月中旬夏季议会休会前完成选举。若党内分歧较大，也将确保在9月初议会复会前完成新领袖的选举工作。

选举形势趋于明朗，安迪・伯纳姆代替斯塔默的可能性较高。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于6月19日通过议会补选重新进入下议院，党内支持率急剧攀升。

根据YouGov 5月的民调显示，伯纳姆仍然是工党内最受欢迎的潜在候选人，以43%的党员“非常看好”遥遥领先，远超潜在竞争者安吉拉·雷纳（Angela Rayner）（29%）、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21%）。更重要的是，74%的党员对伯纳姆具备带领工党赢得2029年大选的能力持积极态度，而对安吉拉·雷纳（Angela Rayner）、伊薇特·库珀（Yvette Cooper）、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韦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等潜在候选人的消极态度过半。在公众层面，伯纳姆凭借担任市长期间的地方治理业绩，成为唯一获得公众净正面评价（+4）的潜在人选，其余竞争者均为负值。若无重大意外，伯纳姆大概率在无任何实质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直接接任首相一职。

前瞻展望：下一任首相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与政策走向

经济政策方面，“左翼叙事”与“财政纪律”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伯纳姆的政策主张较为明确，即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的方式，解决英国南北发展失衡，推动英格兰北方再工业化，扩大市政住房供给与公共服务投入。

然而，该政策组合在执行层面约束较大。近年来，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等影响，英国公共财政空前承压。当前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逼近5.2%，创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持续敦促英国严格控制公共债务规模，市场对于财政扩张的容忍度较为有限。尽管伯纳姆明确承诺将遵守现行财政纪律、不采取激进举债措施，但“扩大公共支出”与“财政紧缩约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不会因政府更迭而消解。更为紧迫的是，新首相理论执政窗口仅约三年（至2029年7月），大概率在2028—2029年选择有利时机提前大选。若工党无法在任期内兑现可感知的民生改善承诺，或将再次陷入选民反转的境地。

移民议题方面，温和立场与选民情绪的潜在冲突难以消除。反移民浪潮已从英国政治的边缘议题逐步演变为影响政党选举结果的主流议题。根据YouGov公司4月民调结果显示，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在选民支持率中保持第一，领先优势达到10个百分点。近年来公众安全焦虑与国家身份认同危机的日益加剧，执政党在应对上述问题时的表现未能让民众满意，而极右翼政党则适时以“捍卫国家利益”“保护本土产业”等口号，将民众经济焦虑转化为反移民、反建制的政治动员，借此提升民调支持率。

伯纳姆明确反对内政大臣伊薇特·库珀（Yvette Cooper）提出的难民身份审查改革方案（即将难民的永久居留身份调整为每30个月重新审查一次）。该立场虽契合工党的人道主义传统，但直接导致工党在工薪阶层中面临改革党的票源分流压力。既有历史经验表明，当移民议题形成跨阶层的社会共识时，温和中间路线往往难以同时满足不同立场选民的期待，既无法安抚因生活成本危机转向极右翼政党的工党传统选民，也难以争取对边境管控持强硬态度的中间选民群体。

政党格局方面，政治碎片化持续加剧。二战以来，英国工党与保守党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构成英国政治稳定的基础。英国政治体系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今年5月极右翼改革党在地方选举净增近1400席，成为地方议会第一大党，传统两党制加速碎片化。与此同时，绿党、自由民主党持续蚕食城市中产群体及环保议题相关票仓；保守党在凯米·巴德诺赫（Kemi Badenoch）领导下支持率虽略有回升，但根基已发生动摇。基于当前民调，改革党27%、工党20%、保守党18%、绿党14%、自由民主党12%。即便伯纳姆接任首相，其施政空间也将受到议会席位分布的严格约束。执政党短期难破局，加之外部冲击加剧，悲观形势会进一步强化选民寻求“变革”的心理动机，“说不定会好，大不了更差”的博弈心理或将驱使选民倾向于极右翼，2029年大选将对英国传统政党带来更大考验。

在对华政策层面，伯纳姆大概率将延续工党的3C政策。基于伯纳姆的政治定位，其执政后的对华政策将延续工党“竞争、合作、挑战”（3C）政策框架，同时更突出经济务实主义导向。作为拥有丰富地方治理经验的政治人物，伯纳姆的核心施政关切集中于推动英格兰北部再工业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与破解民生发展难题，这决定了其在对华关系中大概率采取“选择性接触”策略，即在气候变化、绿色技术、基础设施融资与贸易领域寻求务实合作，为其国内经济转型议程提供支撑；但在国家安全、技术出口管制与价值观议题上，保持与西方盟友的协调立场。

进一步看，当前英国国内反建制情绪持续升温，未来其对华政策大概率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相关领域灵活推进合作，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相关议题上保持与美国的政策同步。

重点关注两个关键时间窗口：一是2026年7月9日至9月初，工党新领袖选举完成后的政策纲领细化进程；二是2028—2029年提前大选窗口期的政党间博弈及政策宣示。

1） 新政府执政空间有限：当前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5.2%，IMF持续敦促严控债务，新任政府虽承诺遵守财政纪律，但“扩大公共支出”才能响应民众核心诉求。若民生承诺无法兑现，工党政府执政将进一步承压。

2） 移民议题冲击超预期：伯纳姆对难民身份审查改革方案（永久居留调整为30个月重新审查）的明确反对，将直接分化工党在工薪阶层选票。改革党持续将经济焦虑转化为反移民、反建制政治动员，工党面临传统选民票源分流压力。

3） 政治碎片化超预期：政治碎片化持续加剧，传统两党制加速瓦解。极右翼改革党、绿党与自由民主党持续蚕食传统票仓，执政党短期难破局。2029年大选将对英国传统政党带来更大考验，英国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大。

4） 对华政策风险：跨党派对华强硬共识强化，任何政策调整空间均受议会与舆论约束，中资在英运营的政治风险溢价面临上行压力。关注今年中英经济财金对话进展。

5） 外部冲击风险超预期：美国关税政策、乌克兰危机及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等外部冲击，与英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形成叠加，英国公共财政空前承压。外部冲击加剧将进一步强化选民寻求“变革”的心理动机，传统政党的政策回旋空间被持续压缩。

研报《战略: 英国政治观察：斯塔默辞职后英国政治经济走向及对华政策前瞻》2026年6月23日

史进峰 分析师 S0570524030002 | BSX922

张溢璨 分析师 S0570525100002